语文,以历史的视角来端详——《语文:回望与沉思》读书笔记

  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化之后社会文化的融合,新课程的改革,语文教学研究者不断的探索,我们一方面在关注即将发布的课程标准对语文教学的定性,指明的方向的时候,我们需要关注语文教学观念在一线教师认识中的生存状态。
  教师对语文的理解是停留在观念上的,还是因为观念的转换频繁,架空了观念与现实中教学具体操作的空间,使得许多人教学行为被自己标签化,概念化,我们在讨论教学活动中,首先习惯于呈现观念先行的姿态,这样一来,必然一线教师对语文的理解,被浮躁与空洞所拖累。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从历史的视角观看语文教学,这样一来,我们才能在语文思想的发展中,去除自己的浮躁,弥补自己的空洞。
  《语文:回望与沉思》这一本书,分别对叶圣陶、黎锦熙、张志公、朱光潜等四位现代最著名的语文教育大师作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对他们毕生的语文教育探索作了精湛的概括和评述,对他们所作的贡献作全面的、条分缕析的、“互文”式的审视,清晰地展现了四位最著名的语文教育家的精神特质和对语文教育实践的思考进程。
  站在当代语文课改和学科学术研究的制高点上,与大师真诚对话,洞悉思想的甘苦艰辛;走近大师的心灵,倾听历史的遗韵回声。对他们的见解,不但有正面的肯定和褒扬,也有中肯的批评和检讨,努力探求语文教育成效不彰的原因。通过对他们的语文教育观的细致梳理和描述,较为完整地勾勒出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轮廓,覆盖了现代语文教育探索的百年历程。在这一基础上,寻求疗救现代语文教育痼疾的良方,为今天和未来的语文教育实践提供借鉴。
  我们不能指望一本书能够荡涤我们的语文教学的所有观念,但是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视角,我们需要回望与沉思,这样的创新才能够有坚实的基础,这样的改革才能脱离我们身处的社会文化的环境。
  语文界对语文教学的认识,积淀在现代语文教学的各个具体方面,我们可以稍加梳理和反思。
  1、语文的教育思想。
  这里主要是对语文学科性质的定位。百年来对语文教学基本目的的定位,大体是在“文”与“道”二元对立中的抉择。各个时期既有表述上的差异,也有实质上的不同,其主流思想名曰“文道统一”,实为“重道轻文”。
  “文道统一”指的是语文训练与思想教育的一体化。这可分为两种倾向,一种偏重于语文训练,一种偏向思想教育,从近代语文发展的总体上看,均不同程度存在偏重于思想教育的倾向,文革之后,开始转向关注语文训练,提出“重文顾道”的提法。
  教学目的在文道之间的摇摆,极大地影响了教师在教学中的对教学方式、方法的选择和探索,教师就如何平衡好文道兼顾的教学活动中小心翼翼,举步维艰。任何一个方法和手段,在设计实施的过程中,教师们都要思考是否关注了学生的语文训练(工具性),同时关注了学生的思想教育(情感、态度、价值观)。我们在思考要不要体现“文道统一”?是不是体现“文道统一”?的讨论中,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关注如何体现“文道统一”更有意义呢?
  2、语文的教学范式。
  现代语文教学的基本教学范式是“以阅读为本位”、“以读带(促)写”(或称“读写结合,实际上就是以读带写”)。
  “以读带(促)写”的教学观,也是语文教学中经验主义倾向的一种典型表征。以阅读为本位”的“以读带(促)写”的教学观念和方法,造成了实际上的重读轻写,这也是由对阅读与写作的规律及二者关系缺乏最基本的认知所致。读是“破码”,写是“编码”,会“破”未必会“编”,会“编”则一定会“破”。也就是说,会读的问未必会写,会写的人则一定会读。如此,把读写关系倒置,语文教学没有成效也就不足为奇了。
  3、语文教学的方法。
  教学思想的“重道轻文”与教学范式的“以阅读为本位”、“以读带(促)写”,相应的教学方法解救势必要以“讲读(串讲)法”为主。这一点,可以从教参由简到繁,越编越厚、不厌其烦得到证明。胡适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阐明了“用‘看书’来代替‘讲读’”的观点,认为课堂上“没有逐篇逐句讲解的必要,只有质疑问难,大家讨论两件事情可做”,
  教师对教参的依赖性越来越大,而教学能力就越来越低,“讲读(串讲)”也就越来越起劲。
  因此,目标的“文道”的关系,教学范式的“读写”的关系,教学方法“讲问”的关系,是每位教师走进语文课堂的时候必须要面对、明确的话题,任何模棱两可的说法,都会让教师的教学活动陷入纠结的困惑之中。当我们以历史的视角去阅读叶圣陶、黎锦熙、张志公、朱光潜等四位现代最著名的语文教育大师的语文教学思想的时候,就会发现反观自己之前的偏执、无知和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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